「子路篇第十三」4
【原文】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译文】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五谷。孔子说:“我不如有经验的农夫。”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有经验的菜农。”樊迟退出以后,孔子说:“樊迟是小民(的作为)啊!为政者好守礼,则民众不敢不敬守法度;为政者好行义,则民众不敢不衷心折服;为政者好守信,则民众不敢不以诚相待。如此(为政),则四方民众皆举家来投,哪用自己去种庄稼呢?“
【注释】
“樊迟”,姓樊,名须,字子迟,故亦称“樊迟”。孔子晚年弟子,小孔子46岁。七十二贤人之一,有勇略,年轻时曾仕于季氏,后继孔子之志兴办私学。
“稼”,种植谷物。也可泛指种庄稼。
“老农”,经验丰富、技术老练的农夫。“老”,此处指熟练的、经验丰富的,非指年老的。类似用法如“老手”、“老练”、“老江湖”。
“为圃”,指种植蔬菜。“圃”,菜园,亦可指菜农。
“小人”,此处指小民、普通百姓,非指无德者。
“上”,此处指在上位者,泛指为政者。
“好礼”,指好守礼。“礼”,一切合义的道德与法律规范的统称。
“敬”,此处指“敬于礼”,即敬守法度。
“好义”,指好行义。“义”,仁的理性实践路径,亦即对仁道的实践。
“好信”,指好守信。“信”,诚实不欺。
“用情”,以诚相待。“情”,通“诚”,类似用法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的“民之情伪尽知之矣”,以及《韩非子·守道》中的“力极者厚赏,情尽者名立”。也有解作“实情、情实”者,亦可从。
“襁负其子而至”,即携家带口而来,举家来投。“襁负”,背负。“襁”音“抢”,背负婴儿用的布巾。
【评析】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植五谷和蔬菜,孔子均托辞说自己不如有经验的农人。孔子办学,非为教民稼穑,而是志在弘道,自然希望弟子们也都能“志于道”。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故士君子的社会定位应当是弘道,而小民的社会定位才是务于稼穑。因此当樊迟要学种庄稼时,孔子说他这是小民作为,故曰“小人哉,樊须也”。这并不是说孔子轻视稼穑之事,而是说君子所谋有远重于稼穑之事者,那就是“谋道”。是故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而儒家之道,无非尚仁行义。对于为政者而言,尚仁行义至少应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守礼。礼是一切合义的道德与法律规范的统称,是使社会和谐有序运作必不可少的规则。礼治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才能有效。如果社会上有不守礼的特权阶层存在,那么礼治就会因受到强权的破坏而分崩离析,是为“礼崩”。因此,如果执掌权力的为政者能够以身垂范、谨守于礼,那么民众就会对礼治心生敬畏,自然也就不敢不敬守礼法。故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其二是行义。义是对仁道的实践,故行义即是行仁。为政者行仁可以有很多方式,比如“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参见《善读「论语」1.5:》),比如“举直错诸枉”,等等。无论行仁的方式怎样多变,其宗旨皆无非“仁民而爱物”。为政者果能好义行仁,则必致“群下归心”;而“群下归心”即为“民服”。是故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参见《善读「论语」2.19:》)以及“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民服则为政者才能得到民众的真心拥护,其执政权力才有合法性,“犯上作乱者”才不会有生存的空间,社会也才能真正安定。
其三是有信。社会性是人类最重要的属性之一,而信任则是与人交往的纽带,是社会运作的基础。如果没有信任作为“粘合剂”,社会无疑将会成为一盘散沙并陷入混乱和无序,而那将是整个人类的灾难。因此,当子贡请孔子在“足食,足兵,民信之”三者中只取其一时,孔子宁肯“去兵”、“去食”也要存民信,因为“民无信不立”(参见《善读「论语」12.7》)。有信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无信则一切都无从谈起。而要想在社会上建立信任,为政者本身有“信”便至关重要。为政者若能“取信于民”,民众自然也就会“以诚相待”。故曰“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为政者若能守礼、行义、有信,即为“邦有道”。“邦有道”,则万民云集,安居乐业,自然不乏稼穑之民。故曰“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就好像今日所谓之现代文明国家,哪一个不是“民莫敢不敬”的法治社会?哪一个不是“民莫敢不服”的民选政府?哪一个不是“民莫敢不信”的信用社会?如此三者俱全的国家,哪一个不是热门的移民目的地?哪一个不是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强国?在这样的国家中,民众何愁学不到谋生技能?因此,为政者只要做好治国安邦的本分,焉用舍大就小而为稼穑之事?故欲促民生,必先使“邦有道”。若“邦无道”,则民不聊生,虽通稼穑,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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