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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身,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这是《孟子.告子章句下》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被人教社选编进了初中语文课本,选编者还加了这样一个题目《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我在想,为什么要选孟子的这段话入课文呢,并且是从上世纪的1961年入选一直到今天。
不妨看看教材编选者给的练习题:结合课文内容说说你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理解,并另举一两个事例来证明这一观点。
原来是让学生理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有一个教学设计还引用了名家的如是点评:“此章说明有作为的人物的成就是艰苦奋斗的过程,是没有安闲平顺的道路可走的。人们要能正视矛盾,经受折磨,奋勇前进,不在任何困难和失败下低头,经得起考验,才能炼就担当‘大任’的力量和本领。而艰苦的客观环境,正是培养和增长这种精神的有利条件。如果避免矛盾,畏难敬安,任运流转,那就会堕落腐化,自取灭亡。所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在人如此,作为一个‘国’来说,也是从艰苦奋斗中成长起来的。”
那么,孟子的这段语录是真的论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吗?并且“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吗?
孟子这段语录有三层意思。第一,担当大任者得必先在生活、精神、行为等方面经受一番艰难而痛苦的磨难;第二层,论述个人和治国经受磨难的益处;第三层,归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观点。
但是细细推敲,孟子的论述是难以成立的。
舜等六人的发达是他们“生于忧患”吗?完全不是。例如,那个筑墙的傅説被武丁起用,是因为武丁做了一个能辅佐他治国之人的梦。于是命人拿着画像找到了他。如果武丁没做这个梦呢?再就是他们的治国才能和志向也不是在“磨难”中产生的。更重要的是,孟子在这里说的不是个人的主观能动,而是“治人者”要使将要担当大任者先从肉体、精神等方面受到磨难。这是很可怕的。
即便是个人对己的要求,要成为一个担当大任的人,就必须自找苦吃,受尽肉体和精神上的磨难吗?应当承认,能经受住磨难的人,往往可以成大事。但是不能反过来说,成大事者一定要经受磨难。经历了磨难的人也不一定成大事,吃得苦中苦,也不一定成为“人上人”。成千上万在底层奋斗的人,有多少人成为富翁?有多少成为精英?有多少成为“上流人士”?凤毛麟角吧。另外,一些成大事者并没有在肉体和精神上经受磨难,他们成大事来得轻松着呢。
“人恒过”到“而后喻”与“生于忧患”也不搭界。而且通篇只是肯定了积极的一面。一个人常常犯了错误,然后才能改吗?他能改吗?果真如此,则怎么会有“屡教不改”、“知错犯错”?心意困苦,思虑阻塞,是可以使人奋起,但也可以使人悲观丧气呀。
“征于色......”这一句更是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沾边了。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是讲国家存亡的。大意是,国内没有像傅説、百里奚这样的重臣,国外无敌国可难,无外患可忧,则凡庸之君,骄慢荒怠,国家就常常以此灭亡。
其实,孟子的这段话不是对普众讲的,不是讲个人的修养,而是对君王讲的,是讲君王如何治国。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客观地说,只能相对而言。生活得好好地,有吃有穿,为啥自寻烦恼去忧患呢?长期处于忧患之中,是会得抑郁症的。靠好脸蛋成了千万粉丝拥趸的“明星”,他们死于安逸的生活了吗?还有富二代,安乐的环境始终让他们是“人上人”。
一个人能成大事,并不一定要先让肉体和精神受到磨难,生活在忧患的环境之下。更不能把安乐当成消废意志、磨灭理想、自我沉沦或毁灭的敌人。
确实没有对孟子这段话做拔高解读的必要。拿这段话教育未谙世事的初中生未必能起到教材选编者所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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