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国的道路上，明朝初年试图打开一个通向世界的窗口。虽曾出现了“治隆唐宋”的局面，然而内向而自省的个性，终于万历时代的没落，这样的性格也体现在明帝陵的建设上。

马蹄形分布在北京西郊昌平区北十公里处的明十三陵，自公元1409修建长陵年开始，至1644年明朝灭亡，十三陵的营造工程历经二百余年，未曾间断。

虽然明代帝陵的风水选择和建设规划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但是这些帝陵后来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1956年，明神宗朱翊钧的定陵发掘之后，十三陵备受人们关注。

讲究把形势和理气融为一体的“江西之法”，强调山势、水流、环境相互搭配的风水实践。这种理论指导着明代的帝陵选址，明十三陵所在的天寿山蜿蜒绵亘，雄伟高大，属于太行余脉。它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西通居庸关，具有四面青山环抱，重峦如拱似屏，中间明堂开阔，水流曲径而过的特点。纵观周围形势，天寿山一带既是京都的天然屏障，又自成一体，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气象。

永乐年间，著名的风水术士廖均卿等人就以为这里是山高水长、荫福连绵的吉地。后来，天寿山一带果然成为明代皇家的千年之所。明末清初，顾炎武在“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的诗句里，就表达了对天寿山形胜的不尽赞美。

明朝十六个皇帝中，除第一个皇帝朱元璋葬在南京，第二个皇帝朱允炆不知埋葬何处，第七个皇帝单独埋在北京西郊之外，另外十三个皇帝都埋葬在天寿山南麓，后来人们把这里的明帝陵区称为十三陵。十三陵包括成祖朱棣的长陵、仁宗朱高炽的献陵、宣宗朱瞻的景陵、英宗朱祁镇的裕陵、宪宗朱见深的茂陵、孝宗朱佑樘的泰陵、武宗朱厚照的康陵、世宗朱厚璁的永陵、穆宗朱载垕的昭陵、神宗朱翊钧的定陵、光宗朱常洛的庆陵、熹宗朱由校的德陵和思宗朱由检的思陵。

这些陵墓分布在不同山峰围成的盆地边沿，呈马蹄形排列。在四季不同风光的妆点下，天寿山十三陵陵区似乎展开了不同的画卷，既爽心悦目，又丰富多彩；既有自然环境下的清新，又具皇室幽宫的肃穆。天寿山堪称“陵中有景，景中有陵，陵景结合，浑然天成”的天然佳境。

长陵神道作为各陵的共享神道，竖立着象征礼仪的石牌坊和华表，神道两边列置大量的狮子、狮豸、骆驼、象、麒麟、马和翁仲等石刻，依旧隐藏着帝国的气势。加上布葬时讲究尊卑有序和统属关系，整个陵区的建筑显得疏密有致、紧密关联，形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人们禁不住慨叹十三陵规划的严谨和细致。

而陵区的每一个帝陵，都背倚一座山峰，处在左右护山的环抱之中。各陵分别建设着庄重典雅的碑亭、陵门、享殿、牌坊、明楼、宝城、宝顶（圆形的封土堆）等礼制建筑，把一个帝国和帝王们的尊严在漫长的时间廊道中延续下来。

在连绵不绝的帝陵历史，明帝陵集中突出了人与自然和谐、情与景完全交融的主题。“在门楼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山谷的景色，在有机的平面上沉思其庄严的景象，其间所有的建筑，都和风景融汇在一起，人民的智慧由建筑师和建筑者的技巧很好地表达出来。十三陵是最大的杰作”。走过十三陵的英国史学家李约瑟的话语里有着掩饰不住的钦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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