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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相对贫困治理：

家庭跃迁视域下的实证调查与政策创新研究》

曹艳春 叶怡君 等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相对贫困

从说文解字的角度来看，汉语中的“贫”由“分”和“贝”组成，其含义是“财物合则多，分则少”。“困”的含义是“从口，苦闷也”。因此，“贫困”可以从经济维度、发展维度、环境维度等方面来考察。

贫指向经济维度。“贫”的经济维度，主要指收入，国际上通行标准是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社会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50%—60%。

困指向社会发展维度和居住环境维度。“困”的社会发展维度包括教育和健康，指低于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或者不能获得足够的健康保险和服务；“困”的居住环境维度指标主要有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社会平均的住房面积，住房质量低（如缺乏独立卫生间/独立厨房等）。

概念和内涵界定

吸收汉字的含义和国内外权威界定，本研究对相对贫困的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认为相对贫困包括“贫”和“困”两个方面的维度。其中，“贫”指经济维度，“困”指发展维度。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从多维度视角重新梳理和界定了相对贫困的概念和内涵。本研究认为：相对贫困是一种发展型贫困，是指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化等因素，导致家庭或个人拥有的收入、健康、教育、社会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明显低于社会公认水平的一种生活状态。

相对贫困具体表现为七个维度：经济、生活、健康、教育、就业、认知和支持、社会保障。七个维度中，“贫”的维度专门指向“经济维度”，“困”则指向生活、健康、教育、就业、认知和支持、社会保障这六个维度。贫困人口不能充分融入社会，自身能力、发展机会、享受同等权利等方面受到阻碍。“贫”的经济维度是相对贫困的核心维度，“困”的六个维度是相对贫困的多维表现（如图2-1所示）。

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本书对相对贫困的内涵进行划分。绝对贫困对应最低的需要层次，也就是生理需要。相对贫困对应上面的四种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也是“高品质生活”的内核。

相对贫困群体可以用图2-2中的区域II来表示。图2-2的纵轴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横轴为社会可支配收入水平。区域I和区域III中的人群，其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处于绝对贫困标准之下，是绝对贫困人群。区域II是相对贫困人群，其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处于绝对贫困标准之上，但低于社会公认标准。区域IV是富裕人群。

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

纵观国际相对贫困发展态势及我国相对贫困发展现状，贫困问题的演化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而逐渐萌生出新的形态。

在过去几十年间，我国在治理绝对贫困问题上屡破难题、取得了收获颇丰的脱贫成果，然而在新时期下，精准扶贫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无法满足最低生活保障的赤贫人群，而是游离于城市贫富边缘线之外的相对贫困群体。

在前文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部分将从贫困治理的公共政策视角出发，围绕相对贫困发生机制进行反贫困治理结构探索，通过减贫、扶贫、脱贫三类政策动机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从而逐步解决当前公共政策在相对贫困治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短针攻疽问题。

一、识别政策减贫的重难点：相对贫困群体的确定

治贫政策的第一步是要根据致贫因素的差异精准划分相对贫困群体类型。如前文所述，原生环境贫困、能力发展贫困、社会资产贫困、风险防范贫困是本实证研究过程中归纳总结出的主要相对贫困类型。

首先，在原生环境贫困中，由于原生家庭所导致的结构性贫困使贫困人口在社会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代际传递现象在这类群体中时刻呈现，如父辈教育观念落后、文化水平不高导致对子辈能力发展的规划缺乏稳定性，在生活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往往会选择放弃子女教育、催促子女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

其次，在能力发展贫困中，相对贫困人口自身往往缺乏竞争与发展的能力，如职业技能不足、教育程度不高而导致在就业市场中被动选择低工资水平、低技能要求、低收益回报的工作，同时部分群体兼具了不正确的贫富观念与发展理念，将影响贫困人口积极脱贫的决心与动机。

再次，在社会资产贫困中，贫困人口的收入能够满足家庭经济的基本支出，但是由于收入来源单一且无法为家庭提供满足除了最低生活保障之外的其他需求，当家庭遭遇突发性事件而急需资金周转时将难以维持基本生计要求。

最后，在风险防范贫困中，疾病、教育两大支出是贫困人口生计保障中最大的风险来源，贫困家庭整体健康水平较低并伴有慢性疾病、遗传疾病及疾病后遗症，门诊医药报销的重复证明、特殊药物使用的高昂费用等现实问题增加了部分家庭因病致贫的可能性；而子女的教育支出也成为导致相对贫困发生率提高的关键诱因。

综上，在确定相对贫困人口所属不同类型后，政策制定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在原先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基础上完善家庭信息以精准识别相对贫困人口并进行归档，利用大数据对四类相对贫困类型分别建立应对措施档案库，档案库中的措施主要来自扶贫济困以来实践效果较好且广受好评的案例典范，从而保证政策制定有证可循。

第二，精确瞄准相对贫困人口的困境需求，从收入与支出两个层面提高贫困人口化解致贫风险的能力水平，如开辟多方就业渠道、增设公益性就业岗位、增加帮扶教育资源投入等等。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原则，创新减贫治理思路，在政策制定中发挥社会参与优势，建立社会帮扶的空间治理结构。

二、树立政策扶贫的立足点：内外扶贫机制的联动

治贫政策的第二步是要秉承针对性、一致性和系统性的原则建立扶贫长效机制。考虑到相对贫困人口的内生贫困因素与外生贫困因素，在建立扶贫机制时须同时考虑内外解决机制的联动性以提高扶贫措施的覆盖面。

在政策体系的内部扶贫机制方面，首要考虑的是建立多维贫困识别策略，从经济收入、教育状况、健康水平、生活质量、就业情况、社会支持等7个维度进行相对贫困标准界定，通过实证数据对7个标准进行量化，从而帮助扶贫部门根据贫困程度进行精准帮扶和优先扶助。

其次，要在帮扶过程中关注政策的反馈与效果，通过制定科学的扶贫绩效考核机制与扶贫部门信息共享机制，解决扶贫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在政策体系的外部扶贫机制方面，一方面需从贫困人口的社会参与层面构建社区支持的家庭帮扶系统，鼓励贫困人口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提高贫困人口的社区融入与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则考虑引入市场机制，通过企业公益性帮扶项目、民生工程等增加贫困人口获取社会资源的渠道。

三、把握政策脱贫的关键点：边缘返贫现象的归因

治贫政策的第三步是要关注边缘群体致贫与返贫现象、特殊群体贫困状态固化现象，对长期性相对贫困现象进行归因分析。如前文所述，边缘群体落入相对贫困区域内的原因离不开家庭收支失衡与生计矛盾，在贫困衡量指标下相对贫困发生最多的是经济维度、健康维度、教育维度、就业维度、认知与支持维度，而结合扎根理论对贫困发生机制进行分析时，同样发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教育支出致贫”是边缘群体落入贫困陷阱的重要原因。

贫困人口意识到外部致贫因素对于家庭内部运行发展的影响力颇丰，但现有的“运动式治理”扶贫方式既无法根除外部致贫因素的绝对威胁，也难以预测外部因素对于家庭发展的影响程度大小。

因此，要实现相对贫困人口的“绝对脱贫”必须在致贫归因的基础上考虑从风险防范角度增强贫困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结合脱贫外生能力机制与脱贫内生动力机制，促进相对贫困人口脱贫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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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上海远东出版社

编辑：段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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