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於斯为盛。享祚之久,同符圣祖,而寿考则逾之。自三代以后,未尝有也。惟耄期倦勤,蔽於权倖,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
上述对乾隆皇帝的评价,出自《清史稿·高宗本纪》。作为满清遗老编纂的清朝正史,赵尔巽等人对清朝帝王的记载明显带有主观推崇倾向,但在对乾隆皇帝的评价中,虽然肯定了其“励精图治,开疆拓宇”的积极表现,却也毫不避讳其“耄期倦勤,蔽於权倖”的消极影响。不可否认,《清史稿》对于乾隆皇帝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客观的。相较于被《清史稿》评价为“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的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似乎远远不如。
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皇帝发布即位诏书,明确表示“朕自冲龄即蒙皇祖抚育宫中。深恩钟爱。眷睐逾常”;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皇帝在勤政殿宣布禅位决定,并在谕旨中给出了具体原因:朕践阼之初,即焚香默祷上天。若蒙眷佑,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纪元六十一载之数。
嘉庆四年正月,乾隆太上皇驾崩于养心殿,在其遗诏中,依然有着“朕自冲龄即蒙皇祖钟爱非常”的明确说明。另外,根据《乾隆起居注册》的记载,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曾经无数次倍感骄傲的提及“朕自幼蒙圣祖仁皇帝疼爱,抚育宫中”。在乾隆皇帝眼中,这个自己在12岁才见到,而且仅仅相处了数月的皇祖父,才是自己毕生的追求,才是古往今来最配得上“千古一帝”称号的一代雄主。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曾效仿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曾效仿康熙皇帝多次发动军事行动;曾效仿康熙皇帝拉拢、制衡朝臣,巩固皇权;甚至依据康熙皇帝的教诲,在后宫生活中,“色而不纵”、“淫而不迷”才落得子孙满堂、长寿而终。
也就是说,除了后世评价,就连乾隆皇帝自己也明确承认较之康熙皇帝远远不如!
那么,和康熙皇帝相比较,乾隆皇帝果真远远不如?作为清朝的盛世君主,乾隆皇帝果真只是一个“败家子”?
其实,乾隆皇帝才是职业帝王的最佳代表,才是远胜于康熙皇帝的一代雄主!
对于清朝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权而言,皇权的稳固程度来源于皇室宗亲、满洲勋贵和蒙古王公乃至朝中势力的支持程度。也就是说,评价一位清朝帝王对皇权集中的实现程度,是有着具体衡量标准的。
对于皇室宗亲的重用与否,《清史稿·诸王列传》中有着这样的说明:
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繄诸王是庸。康熙间,出讨三藩,胜负互见,而卒底荡平之绩。其后行师西北,仍以诸王典兵。雍正、乾隆谅闇之始,重臣宅揆,亦领以诸王。
也就是说,清廷在重大军事行动中,一般会以“诸王典兵”,用对皇室宗亲的重用,予以拉拢、安抚的同时,让其以实际行动证明对皇权的拥护和支持。但这种情况在乾隆皇帝执政初期得到了根本上的改变,皇室宗亲不再是军事行动中的领头羊,却而代之的外戚势力,是乾隆皇帝刻意培养的朝中重臣。
也就是说,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对于皇室宗亲的拉拢和安抚,明显不再是工作重点,更不再是能够直接影响皇权稳固的所在。
另外,在争取满洲勋贵家族支持和拥护的工作中,康熙皇帝可谓煞费苦心。钮祜禄氏、佟佳氏、那拉氏、赫舍里氏等等实力强大的满洲贵族轮番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和重用,甚至排好了一定次序于朝中担任要职。“九子夺嫡”事件爆发后,康熙皇帝几乎完全依靠制衡满洲贵族势力,来制衡皇子势力集团的发展,才能勉强维持皇权的稳固。但直到驾崩,康熙皇帝依然未能自主的选择皇位继承人,他对于皇位传承结果的决定程度,甚至远远不如一个出身满洲勋贵家族的隆科多。
而乾隆皇帝在乾隆元年、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六十年关于皇位传承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完全不受任何人影响,全凭自己的喜好。乾隆六十年的禅位决定,更是为后继之君省去了一切可能的继位质疑,让其清朝继位最为合法的帝王。
乾隆太上皇所用“十全老人之宝”
除此之外,自后金政权便开始实行的“满蒙联姻”,对于皇权稳固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对于“满蒙联姻”的执行情况,也能证明一位帝王对于皇权的掌控程度。我们单就康熙、乾隆两位帝王所出公主的联姻情况,对此予以说明。
康熙皇帝一生抚育公主二十位,收养公主一位;其中活到婚嫁年龄的公主有9位。乾隆皇帝一生抚育十位公主;其中活到婚嫁年龄的公主有5位。
在康熙皇帝的9位公主中,有六位下嫁给了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王公;一位下嫁给了乌梁罕氏蒙古王公;另外两位公主,一位下嫁给了出身汉军八旗的孙承运,一位下嫁给了原属汉军八旗的佟佳·舜安颜。“满蒙联姻”的比例高达66.7%。
在乾隆皇帝的5位公主中,仅有两位公主下嫁给了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王公,“满蒙联姻”的比例仅为40%。更关键的是,这两位蒙古王公,一位被乾隆皇帝自幼抚养宫中;一位被乾隆皇帝视为“犹朕子也”。也就是说,乾隆皇帝将公主下嫁蒙古王公的政治意图已经逐渐淡漠,只是出于自己的喜好。
乾隆皇帝另外三位公主,分别下嫁给了傅恒之子福隆安、乌雅·兆惠之子扎木泰、和珅之子丰绅殷德,都是乾隆皇帝的宠臣之子,都是出自乾隆皇帝对功臣的特殊恩赏。
总体而言,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已经不再需要顾念皇室宗亲、满洲勋贵乃至蒙古王公的脸色、态度,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朝臣所立功勋予以特殊恩赏。较之康熙皇帝的百般维护、千般拉拢,乾隆皇帝才是唯我独尊的职业帝王。
接见英国使臣的乾隆帝
纵观康熙皇帝一生,被后世广为传颂的重大军事行动,主要有四件:平定三藩、收复台湾、驱逐沙俄、亲征噶尔丹。在这四次军事行动中,除了收复台湾,康熙皇帝在开战之前无一例外地进行了朝议、廷议并请示孝庄太皇太后,得到多数朝臣认可后才进行的被动防御战。就算是收复台湾的军事行动,也是台湾明郑政权发生政变,傅为霖甘当内应、姚启圣数次请奏并举荐“海霹雳”施琅以后的结果。
也就是说,对于清朝当时的武装力量而言,入关未满半个世纪,军队的军风、军纪乃至战斗力并未太大改变。就算如此,康熙皇帝想要发动一次维护边疆稳定、扩张版图的军事行动,依然需要广泛征求意见,依然需要争取绝大多数王公贝勒、朝廷重臣的支持。这说明,康熙皇帝对于朝政大权的掌握始终未能真正实现。
在乾隆皇帝执政的六十年中,自乾隆元年到乾隆五十五年,共计发动了13次大规模作战,其中对外战事两次;平乱战事11次。在这13次大型军事行动中,除了清缅之战以清军自卫反击为开端外,其余12次战事几乎全部以清廷主动出击、平乱为开端。更重要的是,在这13次军事行动中,乾隆皇帝将皇权集中以后的优势酣畅淋漓的予以发挥,金口一开,立马发动战事。作为清廷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完全演变成乾隆皇帝的“高级秘书处”,其唯一的职能只是上呈下达,只是执行乾隆皇帝的决定。
就军事行动中的具体表现,我们以康熙朝鼎盛时期的“乌兰布通之战”和乾隆朝与之对应的“平定准噶尔之役”作出具体比较,予以说明。
首先,“乌兰布通之战”,乃系面对噶尔丹两万大军主动进攻的被动防御。首次对决,在敌我双方参战人数为1:1的情况下,清军几乎全军覆没的同时,两个统帅一个毙命,另一个狼狈而逃以及全部辎重被缴获。而乾隆皇帝发动的“平定准噶尔之役”,虽然面对的是经过康熙、雍正两位帝王打击过后的准噶尔贵族割据政权,但达瓦齐麾下兵将众多而且常年征战,战斗力强悍异常,势力依然不容小觑。
乾隆皇帝做出出兵命令后,迅速集结兵力,一路直插达瓦齐老巢,仅用一战便将达瓦齐政权彻底摧垮,打的达瓦齐仅带着七十余人投奔乌什,而后又被乌什擒获送交清军。而后,达瓦齐被押送至北京后,在午门举行献俘仪式。
而经过首战的惨败以后,康熙皇帝调集十万大军,御前亲政并带上了三位亲王——福全、常宁、雅布;一位皇子——皇长子胤褆;一位郡王——鄂札;和四位朝廷重臣:佟国纲、佟国维、明珠、索额图;几乎倾清廷所有的力量,大举进攻乌兰布通。但此战结果,以佟国纲等重臣战死,明珠、索额图得数百人近身护卫才得保全,清军战损率远胜于对方而宣告结束。就算如此,康熙皇帝依然将噶尔丹撤离说成了败逃,依然对外宣布了战事胜利。
康熙皇帝亲自坐镇的战事失败,和乾隆皇帝于京城遥控的大胜而归,除了证明康熙皇帝作战之处的决策性失误外,还证明了乾隆皇帝于战事行动中的硬气表现,远胜于康熙皇帝之计划有余、刚硬不足。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对照,关于皇位传承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乾隆皇帝的表现较之康熙皇帝更符合“仁皇帝”的称号。
首先,应该明确雍正皇帝所创“秘密立储”制度对于消除皇子夺嫡、手足相残的积极影响,但是就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具体表现来看,这件看似完美的皇位传承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一劳永逸的解决夺嫡难题。
暂且不论雍正皇帝即位之初,接连两次委派皇四子弘历前往景陵祭奠,基本明确了弘历的皇位继承人身份,让“秘密立储”制度基本失去了意义。单就乾隆皇帝两位嫡出皇子接连夭折,皇长子永璜因罪被严斥,乾隆皇帝就只能寄希望于“立贤”择储标准的实际情况来看,“秘密立储”制度并没有消除乾隆皇帝诸位庶出皇子在他面前的积极表现,积极夺嫡行为。
乾隆帝皇长子永璜剧照
相比较而言,康熙皇帝明立太子而后对其百般维护,刻意树立其储君形象的积极做法,反倒让其余皇子断掉了夺嫡希望。如果不是康熙四十七年的太子被废,恐怕“九子夺嫡”事件出现的概率将会大大降低乃至根本不会发生。
不可否认,面对太子胤礽的“不法祖德,不遵朕训,肆恶虐众,暴戾淫乱”,对其已经包容二十年的康熙皇帝下令将其废黜,乃属情理之中。但从根本上讲,太子胤礽之所以犯下如此罪过,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储君之权对于康熙皇权的巨大冲击和威胁。但这种威胁来自哪里?不就是来自康熙皇帝长达数十年的刻意培养和维护吗?身为太子,权势和声望一步步抬升;身边的朝臣势力逐步增多、增强,不就是康熙皇帝立储并顺利传承皇位的必然结果吗?
更重要的是,康熙皇帝在极力维护太子胤礽储君权威的同时,还对其余皇子大加封赏、委以重任,对储君之权予以有效制衡。就帝王心术而言,康熙皇帝对皇权掌握的功力绝对淳厚,但这必然会给皇子带来错误的夺嫡引导和错误的继位希望。也就是说,惨烈、无情的“九子夺嫡”事件之所以出现,康熙皇帝应该负主要责任。
“九子夺嫡”人物图志
我们再来看下乾隆皇帝对待诸位皇子的态度和做法:
1、和康熙皇帝一样,明确嫡出皇子的特殊地位,让庶出皇子最起码在嫡出皇子彻底失去继位机会之前,但其觊觎皇位的打算。
2、除去被乾隆皇帝下令出继的皇子外,乾隆皇帝的皇子们几乎没有参与政事的机会,更没有被委以特殊工作的经历。
3、乾隆三十八年,在乾隆皇帝立下秘密立储诏书以后,其几乎用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有希望继承皇位的皇子。有训斥、有恩宠,更有时刻不停的敲打。
更重要的是,不管乾隆皇帝出于何种考虑,其能在乾隆六十年做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建元嘉庆元年”的决定,绝对属于“仁心”表现,符合“仁君”所为。此举,不但杜绝了极有可能在皇权更迭过程中的手足相残,还绝对程度上杜绝了新皇登基以后的手足相残,更绝对程度上为新朝政权稳固、新皇皇权稳固打下了坚实基础。
对于康熙皇帝而言,其创造的“康熙盛世”,使得“后世想望流连,至於今不能已”;其标榜的仁君形象,更是“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但实际上,这个功成名就以后就躺在功劳簿上放任官员贪腐,放任朝政废弛,以致其亲手打造的“康熙盛世”出现了停滞、倒退现象的一代帝王,虽不败家,但却败国;虽然宽仁,但却严重影响了清王朝的发展和进步。相较于康熙皇帝而言,乾隆皇帝更像一位职业帝王,对于皇权的超高掌控程度;在军事行动中的霸气表现;在皇位传承过程中的仁慈之举;都让其虽然背负“败家”之名,却也绝对称得上职业帝王的巅峰代表。
参考文献:《清实录》、《清史稿》、《啸亭杂录》、《东华续录》、《正说清代十二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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